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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澳洲，便听到这样的说法：“大陆背景的华人要在悉尼谋一个像样的位置，真比登天还难!”当时，我还不以为然，凭着自己生物本科学历和在英国肯特大学及荷兰鹿特丹留学的资历，还怕找不到一个饭碗?然后，当我马不停蹄地在招聘广告和招聘单位之间穿梭数月却无一所获时，始信“登天”之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一年多钱，驰名世界的辉瑞制药澳大利亚公司对我还是一个遥远的梦，一个美丽的神话。每当我路过那幢器宇轩昂造型优雅的大楼时，连回头张望的油漆都没有。那时的我，为求一份聊以糊口的工作而四川彭币，焦头烂额，自然无法将自己的命运和这座高不可攀的大楼联系在一起。
想起刚到悉尼那天，惶恐之感犹在。尽管南太平洋风情万种，澳洲的天空阳光明媚，但对于远离故土的我和太太红玲而言，一下飞机便两眼一黑，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，我们既没有朋友，更没有亲戚，可谓四顾茫然，无依无靠。好在飞机上认识的一个上海籍老板在悉尼开着一家旅馆，看我们无家可归的窘迫样子，便善意地邀我们去他的店暂住。
有了栖身之地，便要谋求生存之路。可偌大的悉尼，似乎没有我立足之地，处处招聘，处处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我喜丧，作为生物学学者，生物研究所该是我施展拳脚的地方吧!便满怀信心地到生物研究所求职，回答同样令人失望。再退后一步，申请到生物研究所当助手，每天打杂。干了一段时间，空出一个研究院的位置。我不失时机地带着各种证件去面谈，人家口试后很满意，但得知我是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生物专家之一时，面露难色，也许应了“材大难用”之说吧，我的求职希望又一次破灭。